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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家|对赌回购之债,为何会牵连配偶?

免费 陈鉴豪 时长/课时:22分钟/0.49课时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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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就未来业绩与上市安排所作的约定。目标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上市,或者未达到承诺的利润水平,原股东就要按约定回购股权,或者向投资方支付现金补偿。实务中亦有投资方直接与目标公司对赌、由公司承担回购或补偿义务的情形,本文讨论以前者为主。

这类协议的签约双方都是商事主体,后果却常常落在家庭上。原股东往往已经结婚,名下股权又多是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形成。一旦触发回购,投资人为了提高清偿率,往往会把目光投向原股东的配偶:这笔债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配偶要不要一起还。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配偶是否知情,也不取决于债务名义上记在谁名下。《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给出的标准是,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否存在共同意思表示。三者之中,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最为常见,也最容易被扩张解释。

本文将结合广东法院近年裁判,梳理这一认定的实际尺度,以及程序上如何把配偶纳入责任范围。所引案例以广东地区近年判决为主,兼采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外省法院的裁判,便于读者与同行对照参考。

01 对赌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一)规范基础:三种类型与两种后果

对赌之债的性质认定,直接决定责任财产的范围,差别极大。若仅被认定为原股东的个人债务,可供清偿的只有其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其本人的那一部分。若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配偶的个人财产、以及共同财产中属于配偶的份额,都要用于清偿。

更关键的是,一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离婚与死亡都不产生免责效果。离婚时的财产分割、配偶之间关于债务由谁承担的约定,都不能对抗债权人;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仍应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意味着,投资人追偿的时间窗口并不因原股东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关闭。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该条把夫妻共同债务分为三类: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以及虽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对赌协议属于商事融资安排,与家庭日常生活无关,因此只可能落入第一类与第三类——配偶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共同意思表示,或者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共同签字的情形争议不大。真正疑难的是:什么叫做"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部分判决作出于《民法典》施行之前,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其规则已被《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吸收,实质标准一致,下文统一以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表述。

(二)构成共同债务的裁判要素

从公开裁判看,认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通常具备一项或者数项事实:对赌协议的签订与条件触发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签署过同意函或者事后追认;配偶参与目标公司经营、参与融资谈判,或者在关联公司任职;配偶持有股权并分享了融资带来的溢价。

具备这些事实时,法院一般会把对赌债务归入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并援引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认为配偶在享受股权增值利益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这类案件的共同点在于,法院没有停留在债务的名义主体上,而是回到资金的去向与收益的流向。

案例 股权转让纠纷|(2023)粤01民终12865号

判决观点原股东与投资人签订对赌协议、约定限期完成并购重组或者上市,未达成则按投资额加固定收益回购股份。目标公司其后终止挂牌,回购条件成就。法院没有止步于“回购属于纯负担债务”的单一判断,而是审查了案涉股权的出资来源,以该股权系夫妻二人婚后共同出资购买、目标公司由二人共同经营为由,认定回购所指向的股权同属夫妻共同财产,回购之债即属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生。对赌协议的签订时点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认定的关键;其后原股东与配偶离婚,以及离婚协议中关于股权归属的约定,均不影响该债务对外的共同承担。该案说理相对简略,且系个案认定,援引时宜作此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走得更远。(2021)最高法民申4323号案的债权人系广州霍利投资管理企业,该案中配偶陆续担任目标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及财务副总等核心职务,并主持监事会会议审议公司半年度报告。法院据此认定目标公司系夫妻二人分工协力经营,对赌之债既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又有证据表明具有共同意思表示。

(三)不构成共同债务的裁判理由

相反方向的判决,理由集中在三点。其一,缺乏共同意思表示:配偶并非对赌协议的签订主体,不能仅凭其知晓原股东从事经营、在目标公司任职,就推定其同意承担连带的回购责任。其二,配偶未因融资获益:回购义务属于纯负担债务,配偶并未因负担该债务而直接取得款项或者其他利益。其三,不能泛化认定:经营行为的目的终究是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若仅以交易最终使配偶间接受益为由认定共同债务,将使共同债务的边界无限扩大,不符合立法目的。

这一路判决的落脚点,是区分"间接获益"与"共同经营"。前者只是结果上的关联,后者才要求意志与行动上的共同参与。

案例 广州星海国政二号投资合伙企业、刘某合同纠纷|(2021)粤01民终1354号

判决观点投资人以1000万元、每股20元的价格受让原股东所持目标公司50万股,协议约定实际利润低于6000万元触发股权回购、低于8000万元触发现金补偿。目标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仅479万余元,投资人据此主张现金补偿470万元。原股东的配偶吕某亦为目标公司股东、董事,投资人遂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配偶虽身兼股东与董事,但并非对赌协议的签订主体,亦无证据证明该协议系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案涉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配偶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值得对照的是(2018)粤01民终10525号案:原股东以个人名义承担股权回购义务,配偶未在协议上签字,事后亦未追认,对应股权未完成变更登记、始终未产生收益,广州中院同样否定了共同债务的认定。此外,(2019)沪02民终834号、(2019)京01民终1898号等案亦持相近立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相关通知中还专门指出,对一方以单方名义经商办企业或者进行高风险投资的负债,不宜一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四)判断核心:共同生产经营的三要素

正反两面的判决看似对立,实则共用同一把尺子,差别只在举证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民法典释义中指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把前述判决中出现的事实要素归纳为三项:债务款项的专用性,即所负债务专用于生产经营;夫妻经营的共同性,即经营活动系双方基于共同意志协力进行;经营利润的共享性,即经营收益一贯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适用上,三者并非必须同时具备。从上述两处表述看,法院通常以款项专用性为起点,再看共同性与共享性是否成立其一;三要素齐备的认定最为稳固;具备专用性、再兼具共同性或共享性之一的,法院一般即可认定。

放到对赌场景,这一标准对投资人相当有利,但须区分对赌的具体形态。增资型对赌的款项直接进入目标公司用于经营,款项专用性几乎不成问题,争点收缩为共同性与共享性的择一证明;股权转让型对赌的款项支付给转让股东个人,并不必然进入公司,款项专用性本身就可能成为争点,法院此时更依赖共同性与共享性的审查。本文所引广东案例,多属后一种形态。也正因如此,配偶一方抗辩的重心,往往落在自己从未参与决策、从未分享收益这两点上。

对投资人而言,让配偶共同签字或者出具承诺函,始终是最优选择;如果确实难以取得,则应在投前与投后持续固定两类证据:配偶参与经营决策、参与融资谈判、在公司任职的记录,以及股权溢价收益用于家庭生活的资金流向。

对配偶而言,拒绝共债共签、不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并把对赌交易带来的收益与家庭日常开支尽量区隔,是降低被认定风险的现实路径。需要提醒的是,知情与同意在证明上并非同一层次:前者只需证明知悉,后者须证明存在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诉讼中的抗辩应当集中在这一区分上。

02 程序上如何把配偶纳入责任范围

实体上能否认定是一个问题,程序上如何主张是另一个问题,后者在实践中反而更容易被忽视。

(一)一并起诉:最直接的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理解与适用中认为,债权债务关系在离婚诉讼中以认定处理为宜;但如果债务明显缺乏证据或者无法查清,也可以不在离婚案件中处理,待债权人起诉时再按债务纠纷案件受理。即使举债人此时已经离婚,只要债权人把原配偶列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仍然要对债务性质作出判断,认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由债务人与其前配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一规则省去了一道前置程序:投资人不必等待离婚案件处理完毕再行动。反过来,也提示配偶一方,离婚协议中关于债务归属的约定,对外并不产生免责效力。

案例 股权转让纠纷|(2019)粤03民终31856号

判决观点债权人与原股东之间的股权回购之债,已经由仲裁裁决确认。债权人未在仲裁中列配偶为当事人,而是另行以配偶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法院认为,投资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直接由配偶收取并实际支配使用,数额巨大;同期该配偶本人即为目标公司股东并担任董事,据此有理由相信其知悉并认可原股东与投资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及回购安排,且已实际享有股权转让带来的利益,故回购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就案由,法院亦明确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应以股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

这一路径的意义,在仲裁条款成为障碍时尤为明显。

(二)仲裁条款的障碍与破解

麻烦出在仲裁。对赌协议大多约定仲裁条款,而配偶往往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按照《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并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即便仲裁机构受理并作出裁决,也可能因为没有仲裁协议而被法院撤销。

案例 皮某与陈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2017)粤18民特1号

判决观点出借人依借款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申请仲裁,仲裁机构将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事后亦未与其达成仲裁协议的借款人配偶列为当事人,并对其是否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一并作出裁决。该配偶此前曾在诉讼中提出管辖异议、主张纠纷应移交同一仲裁机构处理,法院认为这不足以认定其接受了仲裁条款。法院区分两部分处理:借款债务本身在仲裁协议范围内,相应裁决不予撤销;针对配偶的部分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予以撤销。

这一细节值得留意:知情,乃至主动主张过仲裁管辖,都不等于接受仲裁协议。它与实体上"知情不等于同意"是同一个道理,也是配偶一方在程序阶段最容易误判的地方。

另有一条常被援引、但成立存疑的路径。《仲裁法》规定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不能仲裁,有观点据此认为,投资人主张配偶共享债务利益,已进入婚姻家庭关系的审查范围,该裁决即属可撤销。但该条指向的是婚姻家庭关系本身的争议,而共同债务的确认在实务中往往回到股权转让、合同等基础法律关系处理——上文(2019)粤03民终31856号案即以股权转让纠纷立案审理——这一路径能否成立,尚无统一做法,援引时宜留有余地。

现实的解法是分两步走:在仲裁程序中不把配偶列为被申请人,先取得支持请求的裁决;裁决作出后,再另行向法院提起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之诉,把裁决确定的债务固定为共同债务,进而要求配偶承担连带责任。上文所引(2019)粤03民终31856号案,正是这一路径的成功样本——债权人先取得确认回购之债的仲裁裁决,再以配偶为被告单独起诉,最终完成共同债务的认定。

因此,投资人若走诉讼程序,或者虽约定仲裁但配偶已经共债共签,应当把夫妻双方一并列为被告或者被申请人;若只能先对原股东提起仲裁,则务必在裁决后及时提起确认之诉,不要停留在取得裁决这一步。

(三)执行阶段不得径行追加

三个阶段之中,最容易踩空的在执行阶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生效判决、仲裁裁决没有直接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法律与司法实践均不支持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进而执行其个人财产以及共同财产中属于配偶的部分。

对共同财产本身,法院可以整体查封、扣押、冻结,但执行范围限于被执行人享有的份额。夫妻共同财产为共同共有,份额在析产前并不确定;实务中析产一般按均等分割处理,故实际可执行的部分通常不超过价值总额的一半,除非配偶同意或者经析产程序确认份额。这意味着,即便查封了房产、股权等共同财产,实际可执行的范围仍然受限。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债权人另行提起撤销权之诉并胜诉、撤销了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能否据此追加前配偶为被执行人。这里只讨论撤销权判决作出之后的执行效果,撤销权本身能否成立另文再述。广东法院给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案例 执行复议|(2023)粤14执复51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

判决观点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通过离婚登记把财产转移给前配偶,另行提起撤销权之诉并取得胜诉判决,离婚协议中有关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被撤销。申请执行人据此申请追加前配偶为被执行人。兴宁市人民法院裁定追加,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后予以撤销,认为追加被执行人应当限于法律与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范围,撤销权判决并未改变原执行依据,不能据此直接追加前配偶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可以就被执行人原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法定应得份额主张权利,但不能通过追加程序解决。

程序上的结论很清楚:追加这条路走不通。配偶的责任只能在实体审判中另行确定,起诉时遗漏了配偶,事后再想通过执行程序补上,成本极高。不过执行阶段并非全无余地——债权人仍可就原夫妻共同财产中被执行人应得的份额主张权利,必要时另行提起析产诉讼。

对赌之债能否触及配偶,本质上不是一个身份问题,而是一个证据问题。共同签字是最稳妥的安排;未能共签的,法院会回到款项去向、经营参与、收益流向三项事实上审查。

这三项事实在纠纷发生前就已经形成。融资款流水、配偶参与谈判的往来记录、任职文件、股权收益用于家庭生活的资金痕迹,都要在投后管理中留存;等到诉讼阶段再回头收集,多数已无从取得。

对投资人而言,这意味着投前尽调要多看一层实际控制人的婚姻状况;对配偶而言,这意味着知情不等于同意,抗辩应当集中在是否参与经营决策、是否分享经营收益这两点上。

需要看到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中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对赌是商事安排,风险本应由缔约双方承担;把配偶拉进来,实质上是借助婚姻关系扩张责任财产的范围。正因如此,认定的门槛才落在“共同”二字上——共同的意思表示,或者共同的经营与共享的收益。这也说明,投资人真正能控制的时点不在诉讼,而在投前:婚否、股权出资来源、家庭收入结构,这些在签约时就已经确定的事实,事后很难再改变。

首发:微信公众号“陈鉴豪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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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陈鉴豪 编辑:点小读 责任编辑:点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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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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