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的真实性问题，是证据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甚至没有之一。在不同的视域，证据的真实性有不同特征，不可混同。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穿插以判断钞票的真伪为例。

一张钞票在客观上的真伪，不依赖我们的认知，是具有确定性的。

我们的是世界是符合逻辑的，一张钞票的真伪，要符合逻辑的矛盾律、排中律。因此，一张钞票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不可能既真又假、也不可能不真不假。

同样，一份证据在客观上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但是，客观上的确定性，不能替代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两者完全适用不同的规则。

根据有限可知的认识论，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但我们的认知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一张钞票的真伪，会因主、客观因素导致的不同认知确定性。

（1）有些时候，可以断言其为假，比如粗劣的伪造，可以是俗称的“一眼假”，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

（2）也有些时候，经过所有的检验手段，可以基本确信一张钞票为真，尤其是我们又可以确定其来源和传输链条时，更可以强化这种确信。

（3）但是，有时候的真伪，在人们的认识中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状态。比如罕见的“错版”钞票，会被误认为假。

（4）相反的情况是，二战时期出现过法西斯德国伪造美钞的事件，倾国家之力制造的伪钞，据说还启用数学家团队破解了美元编号的密码，让美国政府也无力辨别真伪；另外，有些高水平的伪钞案例，也让很多人甚至金融机构陷入错误。

证据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认知中有时可以确信其真伪，但有时却难以确认。因而，认知中的真实性，实际是在确认的真伪中间，存在着真伪难辨的若干区间：真实性较弱（明显不可靠）、真伪难辨、真实性较强（较为可靠），这是现象是符合有限可知论的认识论哲学基础的。

在认识领域，证据的真实性往往通过证据的客观性、全面性，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或者参考因素；而证据可信性、可靠性，则是认识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主观感受的描述，是证据真实性对认识者主观方面的映射。如果用客观的视角，则可以称之为真实性的强、弱。总体来说，认识层面的真实性是异彩纷呈，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思。

如果要求法院对钞票真伪进行判断，则法院首先要穷尽其发现真实的手段，包括专业的鉴定、常识的比照、来源的审查。但无论审查的结果如何，最终必需给出结论，因为法院不能拒绝裁判。

而真伪的判断，也只能根据人的认知为基础，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判断时，法院可以采取较严格的标准、较宽松的标准。如果法院采取较严格的标准，则存疑就可以不认定为真，但会导致罕见的“错版”钞票被认定为假；也可以采用较宽松的标准，但这样就会导致一些较逼真的伪钞被错误确认为真。但无论标准的宽严或者适中，总会有一定误判风险。

在决策时的判断，就存在着权衡利弊的问题，对于明显不可靠的证据，可能就先认定为不真实；对于较为可靠的证据，则可以先确认为真，或者临时确认不假。应当说，证据法学的方法，是先排除、后确认。排除环节，先选择差的证据材料；确认环节，先选择优质的材料。

但是，法院最终不能给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也就是要符合逻辑矛盾律，不能相互矛盾，否则等同于拒绝裁减。在这里，就是所谓的“灰度认知、黑白决策”，一定要对证据的真伪给出判断。

然而，确实会存在“真假难以确定”的材料，最终虽然不需要断言其为假，但可以按照“不能查证属实”为由，而不确认其真实性。这里的结论，并未断言其虚假；也就是说，在认知上并不强求逻辑“排中律”的确定性判断。

在概率上，真伪判断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准确性，也就是会有一定的偏差，也就是必然会存在误判的可能，我们一定会出将真判断为假、将假判断为真，也就是颠倒黑白的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证据实际上未必具有真实性。这会让我们始终怀着敬畏之心。也就是说，证据最终可能是不真实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在提前设定标准时，认为证据可以是不真实的；标准的设定，与最终的偏差风险，完全不是一个认知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