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背景与法律定性

1.事件概况与典型性

2025年6月10日起，安徽宿州埇桥区解集镇的种植户曾先生遭遇了一场噩梦。他承包的500亩土豆地，被大批村民哄抢。起初，仅有十几人在地里捡土豆，曾先生以为是附近村民捡点破损的，便未过多阻拦。然而，第二天人数激增至百余人，第三天更是多达数百上千人。这些村民带着被子、吃饭的家伙什，开着三轮车，不分昼夜地疯狂抢挖土豆。哄抢持续了四天，最多时一天就有数百上千村民参与，曾先生损失近100万斤土豆，经济损失约60万元。

此类聚众哄抢农产品的事件并非个例。此前，四川发生过种植户土豆被哄抢的事件，广西曾发生西瓜哄抢案，河南也出现过玉米哄抢事件。这些事件反映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种植户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2.法律定性：从违法到犯罪的递进

（1）行政违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哄抢公私财物的，处5-15日拘留，并处500-1000元罚款。

（2）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本案分析：普通哄抢与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哄抢，主要区别在于数额和情节。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就会从治安违法上升到刑事犯罪层面。在本案中，按照当地土豆收购价估算，损失金额约60万元，远超聚众哄抢罪“数额较大”的标准而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相关人员已涉嫌聚众哄抢罪。至于其他一般参加的人员，可视情况处以行政处罚，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批评教育等。

二、执法困境与问题症结

1.“法不责众”的执法心理误区

在宿州土豆哄抢案中，初期警方以“法不责众”回应，这背后反映出基层执法者面对群体性事件时的畏难情绪。从心理学角度看，“责任分散效应”使执法者认为处理大规模群体事件责任重大，担心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从而产生退缩心理。这种态度不仅未能及时制止哄抢行为，反而让村民觉得有机可乘，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

对于参与哄抢的村民来说，“责任稀释效应”也在作祟。他们认为人多，自己的责任就会被分散，即便违法也不会受到严重惩罚，从而滋生侥幸心理。这种心理与执法者的畏难情绪相互作用，使得哄抢行为愈发猖獗，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

2.责任认定的技术难点

（1）区分首要分子与普通参与者困难：在数百人的哄抢队伍中，要证明谁是组织者、谁是积极参与者并非易事。需要大量证据来证明“组织性”，如是否有事先的策划、指挥行为，但这些行为往往较为隐蔽，难以取证。

（2）证明主观故意存在难度：要证明参与者具有哄抢的主观故意，需要结合其行为、言语等多方面因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准确判断每个人的主观想法。

（3）“蚂蚁搬家”式哄抢追责盲区：农产品单价相对较低，单人次哄抢的价值常低于千元，难以达到刑事追责标准。这种分散式的哄抢方式增加了责任认定和刑事追责的难度。

3.基层治理的认知断裂

在乡土社会中，“土地集体所有”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部分村民对现代产权制度缺乏清晰的认识，误将“捡拾”等同于“合法占有”。他们没有意识到，土地流转后，种植户对农作物拥有合法的产权，未经允许的哄抢行为是违法的。

村干部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角色，在此次事件中却出现了认知偏差和治理失职。有的村干部称“村民不是抢，是捡”，这种模糊表态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村民的作用，反而助长了哄抢之风。这反映出基层治理在产权观念宣传和法治教育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未能及时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传统观念与现代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

三、受害种植户维权路径

1.证据固定与保全策略

（1）即时记录现场：一旦发现哄抢行为，种植户应立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视频和照片，记录哄抢的过程、参与人员、使用的工具等情况，同时保留被破坏的农田现状，为后续维权提供直观证据。

（2）专业评估损失：聘请专业的农业评估机构，对被抢土豆的数量和价值进行准确计量和估价，仔细区分被抢部分与自然损耗，确保损失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3）保存电子证据：及时保存监控录像、社交媒体上传播的相关内容等电子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从不同角度还原哄抢事件的全貌，增强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

2.多元法律救济途径

当遭遇农产品被哄抢的情况，种植户可通过多种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刑事报案方面，依据《刑法》第268条，种植户应坚持要求公安机关以“聚众哄抢罪”立案，着重追究组织者、三轮车运输者等积极参与者的责任。例如在宿州土豆哄抢案中，组织者和运输者在事件中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必须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

民事诉讼也是重要途径，种植户可对已识别的侵权人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若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起诉村委会承担管理责任。此前有类似案例，法院判决村委会因管理不善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此外，种植户还可进行行政监督。当遇到公安机关执法不作为时，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也可向上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促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3.损失挽回的实操方法

（1）诉前财产保全：若已识别侵权人，且有证据证明其可能转移财产，及时冻结侵权人的银行账户或财产，防止其转移资产，保障后续赔偿的执行。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刑事案件已立案，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同步提出民事赔偿请求，提高维权效率，一次性解决刑事和民事问题。

（3）政府补偿申请：因基层治理失职导致种植户遭受损失，由政府先进行补偿，再向相关责任方追偿，一定程度上弥补种植户的损失。

四、预防与治理建议

1.基层执法能力强化

强化基层执法能力是预防和应对农产品哄抢事件的关键。江苏推行的“田长制”网格化管理模式值得借鉴，通过明确各级田长的职责，对农业产区进行全方位、精细化巡逻，及时发现并制止早期的零星偷盗行为。同时，制定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要求执法部门在30分钟内响应，确保在事件发生初期就能有效控制局面。

此外，科技装备的应用也能提升执法效率。无人机巡查可以快速覆盖大面积农田，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智能监控设备则能24小时不间断地对农田进行监控，为执法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措施的综合运用，将大大增强基层执法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维护农业生产秩序。

2.法律适用规则完善

（1）对组织者从严惩处：明确组织者在聚众哄抢事件中的核心作用，突破“法不责众”的困境，加大对其处罚力度，以起到震慑作用。

（2）严惩运输工具使用者：将三轮车等运输工具的使用者纳入重点打击对象，因为他们为哄抢行为提供了便利，助长了哄抢的规模和范围。

（3）运输工具作为加重情节：在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时，将三轮车等运输工具作为加重情节考量，提高对使用运输工具参与哄抢者的量刑标准。

3.乡村法治观念重塑

重塑乡村法治观念是预防农产品哄抢事件的根本。“以案说法”是一种有效的普法形式，通过选取典型案例，深入乡村进行宣传讲解，让村民直观地了解违法的后果，破除“集体无意识”的违法观念。浙江的“德治积分制”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将法治观念纳入积分考核体系，激励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同时，要明确土地流转后作物的产权归属，通过宣传让村民清楚认识到，土地流转后，种植户对作物拥有合法产权，“见者有份”的观念是错误的。只有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违法事件的发生。

4.损失分摊机制构建

（1）农业保险：“恶意第三人损害”导致的农产品损失，种植户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进行勘查定损，根据保险合同进行赔偿。

（2）政府应急补偿基金：因基层治理失职导致的种植户损失，种植户向政府申请补偿，政府审核后先进行赔付，再向相关责任方追偿。

五、结语

宿州土豆哄抢事件宛如一记警钟，深刻揭示了乡村振兴法治建设中法治与乡土秩序的激烈碰撞。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观念与现代产权制度的冲突，以及基层治理的认知断裂，都凸显出乡村法治建设的紧迫性。

这一事件警示我们，必须坚持“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不能让“法不责众”成为违法者的挡箭牌。同时，要加快完善土地流转配套制度，明确产权归属，加强对农民的法治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构建起法治与乡土秩序的和谐共生，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首发：微信公众号“云南安锦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