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捕捞”与刑事辩护，在个案中的交锋，其重点在于管辖权这一程序权利的争夺，却也并不全是。因为在管辖权之争的内外，还有诸多因素需要考量。

如果案件本身确实没有无罪空间，或改变管辖对案件实体处理，并不能确保有利，特别是当案件当事人还处于羁押状态，若仍只是一味争“管辖”，有可能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此时所谓的管辖权之争，就可以将其转换成谈判的筹码，以争取案件更妥善的处理。可以说在这起案件中，还是较好贯彻并执行了这一策略。

当事人张悟空，在南方省神洲市花果山区先后开设了两家公司，未经许可并利用两公司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的经营活动（即开发特定APP软件，套用国家体彩中心发行的体育彩票玩法和开奖结果在网上销售彩票）。不久后，张悟空突然被北方省灵台市方寸县的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跨省抓获。

前期，警方在花果山区就地为张悟空办理了取保，后取保不到一星期，又直接将其传讯至方寸县，后便被直接刑事拘留。虽然在公安报逮时未被检方批捕，但却在再次取保时，依“要求”交出去了30万元，名为退出违法所得。

案件至审查起诉阶段，检方指控张悟空涉非法经营罪，系个人犯罪，且非法经营数额达到1400余万元。而案件在进入法院后不久，张悟空则被法院直接逮捕了。

这个案件，到底是如何从证据中发现涉“远洋捕捞”，警方人为制造管辖权线索的呢？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跨省案件，都是“远洋捕捞”。即使有所怀疑，那也只是怀疑，毕竟空口无凭。还是要找出“远洋捕捞”、制造管辖权的铁证，再不济，至少也要有信得过的线索与之对应。

而介入辩护后的阅卷工作，是线索发现的关键环节。

一切都藏在案卷里。

拿到案卷材料后，我细致审查了案件的受立案时间线、报案人笔录等案发经过材料，一开始从中并未发现明显的端倪，案发经过很自然，符合一般跨省案件的常规破案逻辑，但警方出具的一份《聘请书》却引起了我的重点关注。

尔后，仅是通过这份《聘请书》，结合前述的案发经过材料及其他取证材料，扩大了连锁发现，反常之处开始呈现：

一是聘请书的出具时间。

报案人刘魔王的报案时间（即受案时间）是X年7月25日，立案时间是同年的7月27日，而这份《聘请书》出具的时间也是7月25日。那就意味着，聘请在正式立案的时间之前，显然不符合程序。

二是接受聘请的公司。

接受聘请的公司，是中部省某市的火焰山公司，该地与警方所在的北方省灵台市方寸县之间，相距超1000公里，却能在报案当天就被直接聘请为从事调查协助的公司，反常至极。更为反常的是，火焰山公司与报案人刘魔王之间，还有一种异常的“熟悉”——经工商查询，火焰山公司的股东之一，即是本案报案人刘魔王。

三是受聘公司所做的工作。

结合聘请书中对受聘公司的工作要求来看，火焰山公司所要做的工作，主要包括电子数据远程勘验，电子数据的分析鉴定等。而这些工作，体现在相应的远程勘验、分析的过程性材料上，则存在明显的“异常”——涉案软件的后台、相应数据库的账号密码，此时完全不应该被火焰山公司“提前”掌握。

从所谓远程勘验等材料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火焰山公司在远程勘验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采用的是一些非常规的技术软件，合理怀疑存在类似技术侦查措施。

此外，关于报案人刘魔王的报案材料、软件后台数据中的其他细节信息，二者之间其他不合逻辑之处，也可见反常。比如报案时间异常（7月25日下午15时），自述住宿登记时间与使用涉案软件的实际时间之间异常（自述是7月24日到方寸县住宿，使用涉案软件是在登记住宿后的下午，实际上是7月25日上午7时才登记住宿），报案地点的选择异常（直接选择公安局本部，而非就近选择派出所）等等。

该案家属找到我时，案件已进入一审审理阶段，当事人张悟空已被逮捕羁押。彼时案件起诉至法院已2个多月了，只是一直未开庭。

案件阅卷后，我对整个案发经过、涉案事实、证据状况有了细致了解。通过前述发现的“远洋捕捞”、制造管辖连接点的线索，直接向法院递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要求依法将案件退回检方，并移送有管辖权的办案机关。

因提出管辖权异议，也算为案件按下了暂停键，承办法官也告知：“正在研究中······”。

而后，因检方建议延期审理，便退回补充侦查，在案件重回法院后，仍一直未等来消息。此时，便利用当时最高检、最高法释放出对趋利性执法司法系列问题的监督/整顿信号，辅以庭外辩护，直接致信检察长，要求检方正视警方的违法办案行为，并敦促其为案件管辖权的正确归属及案件妥善处理进行积极作为。

为预防案件越过管辖权争议而直接开庭，我又向法院递交了召开庭前会议申请、非法排除证据申请。在该次的申请意见中，开始陈述案件证据在取证程序上的其他严重问题（如揭示如何制造管辖权、电子数据取证严重不合法等等）。

基于对案件的专业评估，认为没有无罪可能（部分涉案行为确实构罪），只能作罪轻辩护，以争取缓刑。那便只能借由管辖权之异议、证据问题，争取检方主动作出让步。得益于案件承办法官的智慧与果断（我觉得在本案中至为重要），经过一系列内外努力，后案件经当地政法委协调，为案件后续的顺利处理，初步定下了基调。

控辩审三方在庭前，就围绕立功情节、单位犯罪等展开了讨论，一番番的重建与打破（故衍生出了追加起诉、变更起诉等一系列动作）。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量刑降档，为缓刑顺利落地铺路。

历经一波“多折”，案件涉非法经营数额从1400余万元降低至200余万元，当事人张悟空也在开庭结束当天获释，羁押半年后拿到了缓刑结果。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可以顺利结案了。

于辩护人而言，案件介入之初，所设想的目标就是缓刑，虽目标达成，但仍觉得有一丝“遗憾”。其中，有管辖权问题上的妥协让步，有庭审对抗的机会让渡，也有罚金刑上的收获打折···

我们总说，刑事辩护空间逼仄，特别是认罪认罚大行其道的当下，实现有效辩护的难度极大，这确实是客观现实。作为辩护人，我们很多时候是“无功而返”，极少能“得胜而归”。即使有偶然得胜，也往往伴随着“自损八百”的残酷局面。

在个案辩护中，总想着我们所提出的中肯意见，皆能被采纳。但没有一群善于听取意见，并能为妥善解决案件而付出的司法人员，再完备的辩护方案，也难以平稳落地，这就是现有司法环境下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不同的案件，必然会有不同的辩护策略——是“趁早认罪，争取从宽”，还是“死扛到底，坚决对抗”，又或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些都要随案而定，甚至很多时候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当然，所有的这些，仍要基于个案所碰到的司法人员是良善与智慧的，个案地处的司法环境是有下限的，个案具备相应的谈判空间，而后才是个案的辩护方案可落地（能发现问题，能提出问题，能有解决方案）。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个案才能有概率实现预想的效果，并摘得一些成果。

而我，不过是这中间，一个「侥幸」的辩护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