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泡泡玛特THEMONSTERS（“精灵天团”）中的Labubu为例，由于供货稀缺，目前在二手平台火热销售时出现不同程度的溢价。正版Labubu的火热也带动了盗版市场的蓬勃发展，多地出现的Labubu盗版产品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高仿高品质”款，即为百分百等比例模仿的产品，完全侵犯了泡泡玛特公司享有的合法权利，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2.仿制品，与正版产品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被消费者戏称为“Lababa”、“Lafufu”，由于与Labubu并不完全相同，并不一定会侵犯泡泡玛特公司享有的合法权利，但在很大程度会引起消费者误解，误认为是泡泡玛特旗下商品或与泡泡玛特存在特定关系，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

3.瑕疵产品，即存在开线、充棉不足、长短腿、长短耳等产品瑕疵，该类产品涉嫌欺诈性销售行为，即为以次充好，如用低质量的仿制品冒充正品，以正品价格销售，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诱导私下交易，通过二手网站等诱导消费者脱离正规平台交易，以超低价或者特殊渠道为诱饵，骗取不正当利益。如欺诈性销售行为同时触犯《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则构成法条竞合。

在潮玩盲盒经济中，隐藏款的稀缺性（如常见的1/144抽中率）是吸引盲盒爱好者的核心因素，商家利用行为心理学原理让消费者产生持续购买行为。盲盒经济因涉及随机抽选机制，商家与消费者因履行射幸合同，应警惕与赌博的界限，保证其商业模式的合法正当性。

“射幸”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在词源上，该词译为“骰子”和“玩骰子者”。在《牛津字典》里，“射幸”的定义为：“取决于筛子或随机的概率，取决于不确定的偶然性。”射幸合同，即让消费者支付对价但换取不确定的商品。射幸合同的构成要件为：射幸合同当事人、合同标的、双方就成立射幸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一旦满足这些条件，射幸合同即成立。射幸合同的生效要件则应满足《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只要射幸合同不违背前述规定，就能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射幸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即缔约双方负有相互给付的义务。与一般双务合同相比，这种相互给付具有其特殊性：双方的给付并不一定是等价物，可能获得巨额利益也可能一无所获，是一种偶然事件。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可盲盒属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射幸合同”。

近年来，未成年人“疯狂抽盒”引发的消费纠纷日益凸显，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6月8日出台了《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这是潮玩盲盒行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该《指引》明确禁止向8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并建议单个盲盒售价不超过200元。

1.未成年人购买盲盒的法律效力和举证困境

《民法典》明确规定，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大额消费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两大认定困境：第一，在电子支付场景下，现有身份认证体系难以穿透支付账户识别实际消费主体的真实年龄；第二，监护人主张撤销合同时面临举证困境，不仅需要证明消费行为确系未成年人所为，还需证明其未经监护人同意，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往往超出监护人的举证能力。法律规范与现实操作的脱节，导致大量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纠纷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2.潮玩商家的注意义务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对未成年人消费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当前泡泡玛特等潮玩企业缺乏系统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难以准确识别未成年人消费者；支付系统未建立分级管控措施，无法对未成年人消费金额进行合理限制。这些合规漏洞不仅可能导致企业面临行政处罚，在发生消费纠纷时更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当今数字化消费时代，潮玩企业的会员系统通过持续收集用户的抽盒记录、购买偏好和消费频率等数据，构建了精细化的用户画像。这种大数据分析行为可能触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多重合规红线：首先，基于消费行为生成的用户画像如用于个性化推荐，需单独取得用户同意；其次，数据收集范围是否符合“最小必要原则”存疑，例如记录用户每次抽盒时的犹豫时长等细节数据，其必要性有待商榷。

针对潮玩产业的诸多合规风险点，泡泡玛特等潮玩企业需加强系统性管理和有效落实合规措施，以确保商业模式在法律红线内运作，维护企业声誉和消费者信任。法律规范的本质不是扼杀创新，是通过确立公平透明的有效机制将潮玩行业、盲盒经济导入健康发展轨道，潮玩产业才能真正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的互惠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