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主要条款的比对，对于反法新规要点进行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与业界同仁共同探讨，助力企业更好应对新规。

反法新规明确混淆行为包括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网名、新媒体账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或者图标，或是擅自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其搜索关键词，并引起混淆，即“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在互联网时代，网名、新媒体账号名称等虚拟标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次规定将其纳入保护范围，进一步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2.禁止帮助他人实施混淆行为。

经营者不得为他人实施混淆行为提供便利，违者除没收违法商品外，或将被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营业执照。这一规定从源头打击混淆行为产业链，无论是直接实施混淆行为的主体，还是为其提供便利的辅助者，都将面临法律制裁。

3.提供合理抗辩路径。

法律责任层面，对于销售者不知道其销售的商品属于违法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可免于行政处罚。这一规定考虑到实际经营中部分销售者可能确实不知情的情况，为其提供了合理的免责途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新规一方面明确经营者不得行贿；另一方面，增加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交易活动中收受贿赂的规定，贯彻“行贿受贿一起查”的监管方针。以往商业贿赂治理多侧重对行贿方的打击，此次将受贿方也纳入严格监管，实现了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全方位规制。在医药采购领域，不仅药企向医院相关人员行贿会被查处，医院人员收受贿赂同样会受到法律制裁。

2.处罚责任到人。

增加针对实施商业贿赂负有个人责任的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等的罚则规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这使得商业贿赂的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避免企业以组织行为为由逃避责任，加大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威慑力。

3.对商业贿赂整体持强监管态势。

新规根据情节不同对于罚款金额区间进行了重新划分，并补充明确了对在交易活动中收受贿赂的单位和个人的有关罚则。对于情节较轻的商业贿赂行为，罚款金额有所调整；对于情节严重的，罚款力度进一步加大，以此强化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虚假宣传。

将“虚假评价”纳入虚假宣传的行为方式范围；同时将欺骗、误导对象从“消费者”拓宽至“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在电商平台盛行的当下，虚假评价严重干扰市场秩序，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决策。比如，一些商家通过刷好评、雇佣水军发布虚假好评等方式，提升商品排名和销量，这种行为今后将被明确认定为虚假宣传。将欺骗、误导对象扩大到其他经营者，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竞争规则，保护了同行的合法权益。

2.不正当有奖销售。

新增禁止经营者无正当理由变更有奖销售信息。这实质上吸收了《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中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禁止变更”规则。以往一些商家在有奖销售活动中，随意变更奖项设置、中奖条件等信息，损害消费者权益。新规实施后，商家必须严格按照活动开始前公布的信息执行，不得随意变更，否则将构成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3.商业诋毁。

明确经营者的禁为行为包括指使他人实施商业诋毁，即“指使违法”。实践中，常见的“指使行为”包括雇佣水军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修订规定，商业诋毁被侵权对象不仅限于“竞争对手”，还包括广义的经营者，即涵盖侵权人自身以外的“其他经营者”。比如，某企业为打击新兴竞争对手，雇佣网络水军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该新兴企业产品质量差等虚假信息，这种行为就属于指使他人实施商业诋毁。将被侵权对象扩大，加大了对广泛经营主体关于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保护。

一方面，强调数据获取与使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细化了原规定中“技术手段”的表述，明确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资产，部分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使用他人数据，或者利用算法、平台规则排挤竞争对手。例如，某互联网平台利用自身数据优势，通过算法故意降低竞争对手产品的搜索排名，这种行为今后将受到更明确的法律约束。

2.加强不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于利用网络从事不正当竞争的不法行为，罚款金额上限从原本的五十万元提升至一百万元；情节严重的，上限从三百万元提升至五百万元。通过提高罚款金额上限，增强了法律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威慑力，促使企业遵守市场竞争规则。

1.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内卷式”竞争，并新增相应处罚规定。

一些电商平台为追求流量和市场份额，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商家进行低价竞争，扰乱市场秩序。新规实施后，平台不得再有此类行为，否则将面临处罚，这有助于维护平台内公平竞争的环境。

2.政府监督检查部门报告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与本次修订第十三条“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部分相得益彰。平台作为管理者，有责任对平台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管。例如，当平台接到商家关于其他商家虚假宣传的举报后，应及时启动纠纷处置机制，并按规定向相关部门报告，若平台不作为，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小企业在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大企业拖欠账款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发展。新规将此行为纳入规制范围，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促进其健康发展。比如，某大型企业长期拖欠与其合作的中小企业货款，中小企业可依据新规维护自身权益。

2.加大对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打击力度，并新增相应处罚规定。

对于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若其利用优势地位实施排挤竞争对手、强迫交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罚，以此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护中小企业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经营者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约谈机制体现了监管的灵活性与预防性，在正式处罚前，通过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促使企业及时认识问题并整改，避免造成更严重后果。例如，当监管部门发现某企业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行为时，可先对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要求企业说明情况并限期整改。

2.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于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罚款下限和上限都有所调整，提高了违法成本，增强了法律的威慑力，促使企业自觉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该新增规定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侵权结果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主张由该侵权结果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衔接，进一步明确对于实施于境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边界。这意味着，即使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在国外，但只要对国内市场竞争秩序和经营者权益造成损害，我国法律就有管辖权，有效维护了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针对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行为取证难的问题，新规明确原告提供初步证据后，被告需就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商业诋毁案件中，原告只需证明被告实施了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被告则需举证证明信息的真实性，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这一调整有效平衡了原被告的举证能力，尤其对中小企业维权更为友好。

2.明确诉前行为保全适用条件。

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可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司法实践中，针对直播带货中的商标混淆、数据爬取等紧急情形，企业可通过快速申请禁令阻止侵权行为蔓延。

新规鼓励行业协会制定反不正当竞争公约，对会员单位开展合规培训。例如互联网行业协会可针对数据竞争制定自律规范，明确爬虫技术的合法边界；电商平台协会可建立虚假评价黑名单制度，实现平台间信息共享。

2.确立企业合规整改从宽处理原则。

经营者主动建立合规制度并有效实施，在案件查处中可从轻或减轻处罚。某新能源企业在被调查期间，向监管部门提交完整的竞争合规手册及执行记录，最终处罚金额较法定下限降低30%，这一案例为企业合规建设提供了实操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