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宗庆后曾经“深度隐身”的三个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分别在香港与杭州两地起诉“娃哈哈长公主”宗馥莉要求分割宗庆后遗产的案件，引起广泛关注。

在多个相关视频评论区里看到，很多网友发出质疑：为什么我国法律要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平等享有继承权？本文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分析回答这一问题。

我国《民法典》为非婚生子女继承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其中，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从根本上确立了非婚生子女在法律地位上与婚生子女的平等性。而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对法定继承人范围及顺序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强调“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彻底消除了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在继承资格上的差异，确保二者在继承份额上完全均等。

我国法律之所以要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法律原则、社会伦理和现实考量的结果。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这是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延伸至民事法律领域，意味着所有公民，无论其父母的婚姻状况如何，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非婚生子女的出生并非其自身的选择或过错，他们不应因为父母的婚姻状况而受到歧视或权利减损。继承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利，理应平等保护。

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原则。儿童是社会的未来，保护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法律的核心价值之一。《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强调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赋予非婚生子女平等的继承权，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避免他们因父母关系的特殊性而陷入经济困境。

三、继承权基于血缘关系而非婚姻关系。继承权确立的核心依据是血缘关系（或法律拟制的血缘关系，如收养）。子女对父母的财产继承权，源于其与父母之间客观存在的血缘联系（亲子关系），这种联系是天然的、不以父母的婚姻形式为转移的。婚姻关系是父母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亲子关系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独立法律关系。不能因为父母未缔结婚姻关系，就否定或削弱基于血缘产生的继承权利。

四、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法律规定，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如果非婚生子女在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承担了与婚生子女同等的义务，却在继承财产时受到歧视，这显然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和公平正义。

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歧视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造成社会矛盾。保障其平等权利，有助于减少因财产继承引发的纠纷，促进家庭（即使是事实上的家庭单元）内部的和谐与社会稳定。也体现了法律对个体尊严的尊重，避免非婚生子女被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

六、适应社会发展与观念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多元化，非婚生子女现象客观存在。法律需要与时俱进，回应现实需求，保护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避免他们成为社会边缘群体。这也是现代法治文明和人权保障的体现，符合国际社会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普遍共识（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强调的非歧视原则）。

总结来说，我国法律赋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核心在于保障平等权、尊重血缘事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这体现了法律对所有个体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不因其父母的婚姻状况而剥夺其应得的权利，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法律承认并保护的是客观存在的亲子关系及其所衍生的权利义务，而非对父母婚姻形式的评价。

争议与澄清：立法并非鼓励非婚生育

1．对“鼓励小三生育”质疑的回应

有人质疑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同等继承权是鼓励“小三生育”，这种观点是对立法目的的误解。立法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认可父母的不当行为。非婚生子女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他们所能选择，他们是无辜的个体，不应因父母的婚姻过错而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子女无过错”是这一立法背后的核心逻辑，法律旨在为这些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确保他们能在社会中获得公平的待遇。

同时，法律对婚外情本身持否定态度。《民法典》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就体现了对婚姻中无过错方的保护和对过错方的惩戒。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婚外情等过错行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表明法律在保护非婚生子女权益的同时，也对不道德的婚外情行为进行了约束和制裁。

2．遗嘱自由与法定继承的平衡

在遗产继承中，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这意味着，被继承人可以通过订立有效遗嘱，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个人财产，即使是非婚生子女，也可能因有效遗嘱而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这种遗嘱自由原则尊重了被继承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体现了个人意思自治。

然而，为了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法律也设置了“保留必要份额”条款。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即使有遗嘱，也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规定确保了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非婚生子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例如，若非婚生子女未成年且无其他生活来源，即使被继承人在遗嘱中未对其作出安排，法院也会根据该条款，为其保留适当的遗产份额。这种平衡机制既保障了遗嘱自由，又兼顾了特殊群体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