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一个秋日，兰站长（化名）盯着自己的股票账户，心脏狂跳。屏幕上那一串长长的数字，总额超过500万元，让他有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两年多前，他仅仅投入了5万元本金，如今竟翻了100倍。他深吸一口气，将这巨大的成功归结为自己的“眼光”和“人脉”。他觉得，这不过是抓住了时代赐予的机遇，是一次无比成功的“价值投资”。

他从未想过，这份从天而降的财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份价格，不是区区5万元的本金，而是他未来十年的自由，以及整个家庭的声誉。他更不会想到，这笔“投资”的性质，在法律的天平上，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受贿。

故事要从2007年说起。当时，兰站长是重庆某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的负责人，手握农机产品推广、技术培训和补贴审批等方面的实际权力。

此时，一家大型农业机械公司（下称“川渝总公司”）正在筹备上市，其子公司（下称“梁平分公司”）正好在兰站长的辖区内。分公司总经理赖总（化名）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要让公司的产品在当地打开销路、顺利拿到补贴，离不开兰站长的“关照”。

几番接触下来，双方相处甚欢。兰站长也确实利用职务之便，为赖总的公司在市场推广和补贴获取上提供了不少帮助。

为了“感谢”并“绑定”兰站长，赖总在一次会面中，神秘地向他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总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批内部原始股可以认购，潜力巨大。赖总“慷慨”地表示，虽然按规定只有公司经理级以上才有资格，但他可以为兰站长争取一个名额。

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兰站长心动了。他清楚，原始股一旦上市，价值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仅是对他过去“关照”的回报，更是对未来持续“帮助”的期许。

2008年2月，为掩人耳目，兰站长用妻子高某的名义，投入5万元认购了5万股川渝总公司的原始股。

一切都如赖总所描绘的那样美好。2009年10月，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发行价高达17.75元/股。随后几年，通过数次资本公积金转增，兰站长妻子名下的股份数量暴增至19.5万股。

禁售期一过，从2010年到2012年，兰站长陆续将大部分股票抛售，加上分红和退税，累计获利超过509万元，实现了从5万到500万的财富神话。与此同时，他还心安理得地收受了另外两名请托人1万和1.3万元的好处费。

他沉浸在暴富的喜悦中，以为自己做了一笔天衣无缝的财务运作。殊不知，一张法网早已悄然张开。

【徐鸿鹏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股权交易型受贿”案件，其核心是利用看似合法的市场行为——购买原始股，来掩盖权钱交易的犯罪实质。很多人会疑惑：自己掏钱买的股票，赚了钱怎么就成了受贿？

要点在于，法律审查的不是交易的形式，而是交易的本质。

关键在于“资格”从何而来。本案中，兰站长本不具备购买该公司原始股的资格。这个“购买权”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是赖总为了换取并继续获得兰站长的职务帮助而“输送”给他的。这不是市场化的投资机会，而是针对其公权力的“定向投喂”。这种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

受贿数额的认定，直指“期待利益”。不同于简单的收现金，原始股的价值在于其上市后巨大的溢价空间，也就是法律上的“期待利益”。无论是行贿的赖总，还是受贿的兰站长，双方对于这笔交易的真正价值心知肚明——他们瞄准的绝不是那5万元的票面价值，而是上市后可能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额回报。因此，法院最终将兰站长通过出售股票及分红等方式的全部实际获利（即卖出所得减去本金），共计509万余元，全部认定为受贿数额，这是完全准确的。

形式合法，并不能掩盖实质犯罪。以妻子名义代持、足额支付股本金，这些操作看似合规，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只能是欲盖弥彰。作为一名前检察官，我深知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新型、隐蔽的贿赂犯罪，穿透审查的能力越来越强。任何妄图用复杂的商业安排来包装非法利益输送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兰站长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这个沉重的代价，正是对其滥用公权、贪图不义之财的惩罚。

这个案件为所有企业家，特别是处于快速发展和上市筹备阶段的企业家，敲响了警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 划清“股权激励”与“商业贿赂”的绝对界限。股权激励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利器，但它的授予对象应是公司员工、董事、顾问等为公司发展做出实际贡献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公司的股份或原始股认购权，作为“感谢”或“打点”政府官员的工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刑事红线。

用权力换来的“投资机会”，终究是一场海市蜃楼。阳光下的财富才最安稳。企业真正的护城河，永远是过硬的产品、规范的管理和对法律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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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基于特定案例的通用法律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情况的法律意见。如遇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作者：徐鸿鹏，刘又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