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公开的裁判文书、论文、宣传报道等信息，对“杀洋盘”电信网络诈骗进行法律分析，主要从犯罪模式、团队分工、案发原因及刑事处罚四方面梳理。

通过“拖库”、非法买卖境外公民个人信息、分析社交账号（WhatsApp、Facebook等）行为模式，或利用大数据筛选特定人群，如国外的中年女性、投资倾向者、暴富梦想者。

●虚构“成功人士”。“所有男性业务员必须伪装成事业有成的印度女性，朋友圈每天更新3~5条动态，内容包括健身、瑜伽、阅读、恒河落日和投资收益截图”，拼凑出的“印度独立女性”人设，精准击穿了印度男性的心理防线；

●虚构公司资质。如营业执照、金融牌照；

●虚构社交软件定位。如通过虚拟定位软件，将社交账号锚定在孟买、德里等主要城市。

利用翻译软件与目标聊天，前五天严禁提及投资，话术模板提供37种聊天场景应对，以网恋或投资导师、人生导师框架，建立情感信任。

推荐虚假投资平台（如SENEE基金、虚拟货币交易所），初期允许小额盈利和提现骗取信任，继而以“高收益”“内部消息”诱骗大额充值，当受害者加大投入后，关闭平台或篡改数据制造“亏损”。

通过虚拟货币（如USDT）、地下钱庄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洗钱，投资金额的15%直接兑换成USDT，通过混币协议清洗后转入国内账户，分赃后关闭平台。

又如安徽省枞阳县法院（2024）皖0722刑初119号判决书显示，2019年，福建人欧某龙、欧某华（另案处理）在缅甸果敢东城区，以“翱翔”等名字的公司名义在国内招募人员并组织偷越出境加入该公司。该诈骗团伙于2021年3、4月份开始陆续转型，针对非中国境内居民实施俗称“海外盘”或“杀洋盘”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成员李某于2024年1月20日被缅北当地警方抓获，然后在南伞口岸填写自愿回国申请表入境，入境后移交给中国警方。

●一方面，民用海外通讯软件的加密防护机制已被突破。

●另一方面，针对海外账户的资金流水，也可以通过金融监管部门、国际支付清算机构进行调查。

●再一方面，数字货币，不再是“洗钱”的“庇护所”。例如，山东聊城莘县公安局于2023年破获的“12.04”虚拟币传销案中，据公开报道，警方网络巡查时，发现传销平台通过TokenPocket钱包，发布虚拟加密货币，涉嫌传销活动，并对资金流向、交易所提现等大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将虚拟币地址与人员真实身份相关联。

●又如2023年7月，湖北荆门警在侦破的一起涉案流水达4000亿的跨境网络赌博案（全国“数字货币第一案”），据公开报道，“因该平台全部用虚拟货币结算，公安机关就与该虚拟货币发行机构进行对接，将相关涉案虚拟货币账户冻结”。

●再如，2021年4月，四川内江警方破获的案值5500万以太坊盗窃案，据公开报道：“四川警方与新加坡、美国、荷兰开展了14次国际合作，在实战中提炼出1套分析区块链地址的技战法，调取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数据70余次，溯源区块链地址20000余个。”

●最后，大部分主流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如：币安Binance、火币HTX等）以及数字钱包平台（如：ImToken），都有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和执法的专门端口。执法人员可以发送协查函，调取涉案人员的注册信息、人脸照片、充提币交易，各币种钱包地、法币交易、数字币交易、登录IP，MAC等设备信息。另外，交易所也会应执法部门的要求，冻结嫌疑人账户内的虚拟货币。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陈禹橦，发表于《法律适用》2024年第10期的文章指出：“部分境外侦查人员协助调取和“打包式移送”的证据难以符合我国相关取证规定，如移送的证据里缺乏对窝点现场证据的固定、对物证及书证的提取和扣押都不规范、缺少扣押清单、移送证据不完整，有的移送证据无法确认来源，甚至存在重要物证缺失等情形，后期办案过程中，这些不符合我国证据收集程序要求的境外证据既很难转化、固定，也很难作出补充说明以补正证据瑕疵。”“在最高检第18批指导性案例“张凯闵等52人电信网络诈骗案”中，肯尼亚在遣返犯罪嫌疑人前已将起获的涉案笔记本电脑、语音网关、手机等物证移交我国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就移交过程是否连续、手续是否齐全、交接物品是否完整、双方的交接清单记载的物品信息是否一致、交接清单与交接物品是否一一对应，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将起获设备的时间作为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对从境外起获的存储介质中提取、恢复的电子数据进行了无污损鉴定，确保电子数据等证据的同一性、客观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