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在该白皮书附件《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大事记（2024）》中，有一个典型案例引发讨论。该案历经十年抗诉，四级检察机关接力抗诉，从北京到天津，最高检依法提出抗诉，最高法指令异地再审，被控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的王某某，则从无罪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八年。

依据公开检索到的一些信息，整理一下诉讼的大致经过。

2014年7月，王某某因性侵害未成年人被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审判机关以证据不足判决王某某无罪。检察机关抗诉后，审判机关二审及两次再审均维持无罪裁判。

2019年10月北京市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2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经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2024年7月，审判机关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再审无罪判决、裁定，对王某某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截至目前，笔者并没有找到该案指令再审后，异地再审法院所作出的裁判文书，仅找到原高院的再审裁定文书（详见：北京高院对“继父性侵继女”案的无罪认定）。但从最高检在此案改判后的宣传与站位来看，该案算是“进一步明确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指控标准”（详见：这一年，我们为“未来”做了啥？）。

结合自己多年来并不多的性侵案件办理经验，以及对这些年社会上类似案件的观察，从该起无罪改判八年的性侵案来看，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引发了一些不良思考。

思考一：该案改判有罪的背后，或是一种“标准争夺”

自认为，该案件的再审改判，算得上窥探这些年或未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司法处理动向的一个极佳案例。正如我在转载该案无罪文书时所说，该案在刑事法治中“曾经存在过”的价值与意义，可能远胜于而后的有罪改判。

直白点说，虽然检方在其宣传中，给出的表态是——“进一步明确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指控标准”，但从基层到最高检这种四级抗诉，势要将无罪变有罪的指控坚持，实际上却是在“争夺”一种证据标准，而非所谓的指控标准。

显然，从无罪到有罪，看似最后作出裁决的是法院系统，可这结果却始终摆脱不了检察系统在其中不遗余力地抗诉坚持。

至于一些网友猜测的其他“人因”，在此就不提及了。

思考二：启动再审有无新证据，不得而知，但已不是关键。

从原无罪裁定来看，在北京高院的再审中，检方出示的新证据也仅是证人赵某的新证言以及公安出具的两份《工作说明》。至于异地再审改判中，对于检方有无递交新证据，因无法看到再审改判的判决文书，故不得而知。

从一般经验来说，此时已无递交全新证据的可能。此类案件，前期的侦查过程中，搜证工作一般做得比较细致全面，加之前期经历过了两次抗诉再审，此番异地再审，不太可能出现此前未搜集到的关键性新证据。即使存在一些新证据，也大概率仍旧是旧人新语。

当然，这个案件能够再次启动再审，虽有最高检的抗诉使然，但跟有无出现新证据，实则没有实质性的关键影响。为何如此说？

其实，从北京高院的再审裁定也看得出来，围绕此案的检法之争，早就不是在案证据的多少问题，而更多的还是在于证据评价、划定证据标准的问题。

思考三：“相互印证”的片面化、粗糙化

不可否认，证据的相互印证规则，是此类案件处理中非常必要的。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无非在于——实施了性侵害行为+违背了被害人意志。在被告人没有有罪供述，又缺乏聊天记录、DNA检测等直接的、客观性证据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剩下被害人陈述，而围绕此所收集的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则必然需要与被害人陈述进行交叉印证。比如：

（1）被害人魏某1对于遭受王某1性侵害之事的陈述完整、详细。

（2）被害人魏某1的陈述与其他间接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3）被害人魏某1的陈述具有合理性。

前述三点，则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其抗诉意见中，论述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总结，其间就提及了相互印证。其实，对相互印证的理解中，被害人陈述与其他间接证据（多是证人证言）之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当证人对于事实描述的证言内容，就直接来源于被害人的转述，此时的相互印证，又该如何规避“三人成虎”的问题？

比如，“铁扇公主跟牛魔王和红孩儿说，她被孙悟空强奸了，事情是如何如何发生的···”，此时，证人牛魔王和证人红孩儿跟警方的陈述，只能是基于铁扇公主对其二人转述的内容。此时所谓的相互印证，属于同源印证，根本无法判断铁扇公主本身的陈述是否真实。

而司法实践中，却经常基于此完成所谓的相互印证，片面而粗糙。

思考四：“非亲历不可知”的错误理解与滥用

在很多性侵案件中，“如果事情不属实，ta没有经历过，ta怎么可能描述得这么清楚呢？”，这也是此类案件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般被概括为——非亲历不可知。而这句话，又常被作为论述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合理性的理由之一，不论检法。

可是，“非亲历不可知”这句话本身并不是一个真理，而且还存在诸多逻辑毛病。比如：

●知晓事实经过，并不在于必须亲历

●即使亲历可知这个逻辑成立，但亲历可知却不能直接表明陈述具备真实性，仍需进行额外证明

●亲历，应只能解决客观层面，却无法解决主观层面（即亲历描述只能表明事情有无发生、如何发生，却不能直接表明有无违背主观意志，仍需进行额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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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2023年《意见》（即《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对此也有相应的行文，“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性侵害事实相关的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显然，该规定中对“非亲历不可知”所指向的对象，限于事实细节，并且附加了“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限制性条件。且不说实务中对指证、诱证的证明难度，对于所谓的诬告、陷害可能，实际上也仍是一种主观层面的内容（即被害人是否动机不纯），几乎更是无法证明。

这也是在我国，即使性侵案被推翻后（绝大多数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名），而涉案嫌疑人或被告人针对被害人诬告陷害的“反诉”，也难以被支持的原因所在。成年人间的案件尚是如此，更何况未成年人案件。（对此感兴趣的，可以指路一个案例，文书号：（2020）晋03刑终25号）

所以司法实践中，对“非亲历不可知”的错误理解，加之在此基础上的滥用，使得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审查，变得极度困难，几乎不可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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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是上帝，我们也没有时间机器，无法回溯过去，面对现实的每一个刑事个案，我们需要坚持的，总该还是要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吧，如统一的证据裁判标准，又如坚定的“疑罪从无”底线，而不是基于特定保护立场下的标准降低和底线让渡。

如果有特定保护的必要，也请用立法的方式，而不是司法文件的方式。

不管怎样，在此还是想呼吁一下，最高检决定抗诉，最高法同意再审，再审法院直接无罪改判有罪，对于如此高规格、重量级的案件，天津高院这份再审判决书的“含金量”不可谓不大。

我想，它应该是值得被公开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