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销活动案件的刑事辩护中，“层级”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素，它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笔者结合法律法规，系统梳理传销活动层级计算的规则，为传销案件的层级问题提供参考。

一、层级的法律定义：不是“身份等级”，而是“上下线关系”

传销活动中的“层级”并非简单的“职位高低”，而需严格依据法律条文界定。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规定：“层级是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核心含义：

1、层级的本质是“关系链”：即通过“拉人头”形成的上下线依附关系，而非传销组织内部自行设定的“总裁”“总监”等虚职。实践中，部分传销组织为规避打击，故意淡化职位名称，但只要存在“上线发展下线、下线依附上线”的链条，即可认定层级。

2、层级的成立需满足“双要素”：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层级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按照一定顺序组成上下线关系”和“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

例如，A发展B，B发展C，若A可从B、C的加入中获得提成，且B可从C的加入中获得提成，则A-B-C构成完整层级；若仅A从B处获利，B无法从C处获利，则B与C之间不形成层级。

典型误区：将传销组织的“会员等级”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层级”。例如，某传销组织将成员分为“青铜、白银、黄金”三级，但若“黄金”会员无法从“白银”会员的下线中获利，仅能从自己直接发展的“白银”会员中获利，则三级之间仅存在两级有效层级（黄金-白银），白银与青铜之间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层级。

二、层级计算的“双轨制”：刑事与行政的核心差异

传销行为的查处涉及市场监督部门与公安机关，两者对层级的计算标准存在本质区别，这也是辩护中最易突破的关键点。

（一）刑事案件中的层级计算：“包含顶端，剔除末端”

根据《意见》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传销刑事案件中，层级计算需遵循两大规则：

1、包含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即传销组织的“顶端层级”应计入总层级。例如，组织者A发展B，B发展C，C发展D，则层级计算为A（第1层）→B（第2层）→C（第3层），共3层（D作为末端无下线，不计入）。此处需注意，即使A未直接发展任何下线，仅作为组织发起者，其本人仍算第1层。

2、末端无下线者不计入层级最低一层（无下线的参与者）因无法通过发展人员获利，不符合层级“以发展人数计酬”的核心要素，故不计入。例如，上述案例中的D若未发展新成员，则仅算A、B、C三层，D不纳入层级统计。

法律依据：《意见》明确规定，层级计算“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但未将末端无下线人员纳入，结合《传销管理办法》中“层次指传销员层次，不包括消费者”的精神，末端人员应视为“消费者”或“单纯参与者”，排除在层级之外。

（二）行政案件中的层级计算：“顶端末端均剔除”

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传销行政案件，适用1997年《传销管理办法》与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其层级计算标准与刑事案件截然不同：

1、顶端的企业或发起者不计入行政案件中，层级仅统计“传销员之间的层次”，组织发起的企业或个人作为“组织者”，不属于“传销员”范畴，故不计入。例如，企业A发展传销员B，B发展C，则行政层级仅算B→C（1层），A不计入。

2、末端无下线者同样不计入与刑事案件一致，行政案件中末端无下线的参与者因不具备“发展人员并获利”的特征，不计入层级。

法律依据：《传销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将“多层次传销”定义为“发展两个层次以上的传销员”，排除了企业与消费者，因此行政案件中层级计算需严格限定在“传销员之间”。

（三）刑事与行政的关键区别对比

结语：层级辩护的核心是“还原事实”

传销活动的层级计算看似是简单的“计数问题”，实则是区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重要界限，其背后折射的是法律对传销行为的精准规制与司法实践的细致考量。

从法律逻辑来看，层级的本质并非传销组织内部自设的“头衔体系”，而是以“上下线关系”为纽带、以“发展人员计酬”为核心的利益链条，这一界定为穿透传销组织的复杂表象提供了标尺。从刑事与行政案件中“双轨制”的层级计算标准来看，其凸显了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差异化。

作为辩护律师，既要熟知《刑法》《意见》等法律规定，也要深入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从层级的定义、计算标准、证据效力等多维度突破，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