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免死因素有：防卫过当、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孕妇、没有前科劣迹、不是累犯等等，本文不展开论述。这里重点讲几个容易产生争议或酌定的免死因素：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289号：刘群、李国才抢劫、诈骗案

被告人刘群参与抢劫两次，抢劫物品价值人民币85.43万元，抢劫中致2人死亡；参与诈骗4次，诈骗物品总价值人民币691159.68元。被告人李国才参与抢劫（预备）1次；参与诈骗5次，诈骗物品总价值人民币1057246.21元。

被告人刘群被公安机关抓获以后，主动供述了公安机关尚不掌握的诈骗犯罪事实和第一次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并先后两次揭发宋仝成拐卖妇女多人的犯罪事实，宋仝成被判处无期徒刑。

河北省高院考虑到刘群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坦白等应当考虑从轻处罚的情节，数罪并罚，判处刘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裁判要旨：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刑法规定了两种处罚原则：一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一般原则；二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适用于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作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般处罚原则，从刑法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意味着两种选择，即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可以不予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属于审判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

自首、立功特别是重大立功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犯罪分子有悔罪之意，愿意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或者以实际行动补偿自己对社会的侵害，其人身危险性也有所减小，通过刑罚改造后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增大。在对其不予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仅会降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社会感召力，而且也不能取得犯罪分子亲属和社会公众的同情。因此，对于具有法定从轻特别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一般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协助抓获同案犯的有很多种情况，对于起到作用明显、有具体的协助行为的，认定为立功，争议不大。例如，直接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同案犯的；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同案犯的，都可以相对容易地被认定为立功。

但是有些协助抓获同案犯的情况，不够典型，在辩护时应当尽力从“特殊价值、关键作用”的角度进行论述，争取立功或从宽处罚。

比如，只是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案犯的体貌特征、联络方式、隐匿地址的，不能算所立功，只能作为应当坦白交代的内容，“量刑时可酌情考虑”。如果是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才能构成立功。

另外，通过打电话、发信息、即时通讯等方式，稳住同案犯，对抓获该人员起到实质性协助作用的，也应当构成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38号：陈佳嵘、赵新文等贩卖、运输毒品案

陈佳嵘贩卖、运输海洛因909克，赵新文贩卖海洛因753.65克。二人被抓获前，电话均已被公安机关监控。陈佳嵘被抓获后，在公安机关安排下，先后两次给赵新文打电话“报平安”，并提出再向其购买1000克海洛因，以此稳住赵新文，配合公安机关顺利抓捕了同案犯。

对此，南京市中院、江苏省高院均认为，赵新文系公安机关布控抓获归案，不能认定陈佳嵘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陈佳嵘死刑、赵新文死刑。

最高院复核认为，被告人赵新文归案前，公安机关虽然对其采取了电话监控措施，但这种监控措施力度有限，不足以防止赵新文脱离监控而逃匿。一旦赵新文察觉或怀疑陈佳嵘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完全可能逃匿，从而脱离监控，增加抓捕难度。陈佳嵘的行为对于稳住赵新文，防止其逃匿以及对公安机关顺利实施抓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构成重大立功。最终改判陈佳嵘死缓。

入库案例，编号2023-02-1-177-015：邹某某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邹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系同村村民。2015年左右，被害人刘某某带领被告人邹某某等人外出务工，刘某某从老板处结算劳动报酬后，未足额支付给邹某某等人，邹某某多次讨要未果，心生愤恨。案发前数日，邹某某起意让刘某某为其干活以抵扣劳动报酬，否则便杀死刘某某以泄愤。2019年8月5日8时许，邹某某让刘某某帮助修复家中墙面和院内下沉地面，刘某某提出次日带人来修复。邹某某见刘某某欲离开，遂谎称后院草屋子内埋藏有古董，让刘某某帮忙挖掘，并允诺给其好处费，刘某某同意。邹某某待刘某某挖出一深坑后，趁其不备，持木棍击打其头部，致其颅脑损伤死亡。邹某某将刘某某尸体推进坑内，用土石掩埋，并用水泥抹平地面。

内蒙古赤峰市中院认为，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检察机关抗诉认为，被害人不存在过错，债务纠纷不能成为邹某某杀人的从轻理由。内蒙古高院二审认为，案发当日被告人邹某某与被害人未因拖欠劳动报酬问题发生争执而导致矛盾激化，被害人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最高院死刑复核认为，被害人侵吞邹某某部分工资，经邹某某多次讨要，拒不归还，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负有过错，量刑应予考虑。邹某某有一定悔罪表现，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复核期间，被害方和当地群众代表均表示接受法院依法裁判。据此，裁定不核准被告人邹某某死刑。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号）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

裁判要旨：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且系累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亲属主动协助公安机关将其抓捕归案，并积极赔偿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节，从尽量化解社会矛盾角度考虑，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2006年4月14日，被告人李飞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8年1月2日刑满释放。2008年4月，经他人介绍，李飞与被害人徐某某（女，殁年26岁）建立恋爱关系。同年8月，二人因经常吵架而分手。同年9月12日21时许，被告人李飞拨打徐某某的手机，因徐某某外出，其表妹王某某（被害人，时年16岁）接听了李飞打来的电话，并告知李飞，徐某某已外出。后李飞又多次拨打徐某某的手机，均未接通。当日23时许，李飞到哈尔滨市呼兰区徐某某开设的“小天使形象设计室”附近，再次拨打徐某某的手机，与徐某某在电话中发生吵骂。后李飞破门进入徐某某在“小天使形象设计室”内的卧室，持室内的铁锤多次击打徐某某的头部，击打徐某某表妹王某某头部、双手数下。稍后，李飞又持铁锤先后再次击打徐某某、王某某的头部，致徐某某当场死亡、王某某轻伤。为防止在场的“小天使形象设计室”学徒工佟某报警，李飞将徐某某、王某某及佟某的手机带离现场抛弃，后潜逃。同月23日22时许，李飞到其姑母李飞某家中，委托其姑母转告其母亲梁某某送钱。梁某某得知此情后，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并于次日晚协助公安机关将来姑母家取钱的李飞抓获。在本案审理期间，李飞的母亲梁某某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4万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院判处被告人李飞死刑。黑龙江省高院维持原判。最高院不核准被告人李飞死刑，发回黑龙江省高院重审。黑龙江省高院重审认为：本案系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案发后李飞的母亲梁某某在得知李飞杀人后的行踪时，主动、及时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李飞抓获归案；李飞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抓捕时，顺从归案，没有反抗行为，并在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在本案审理期间，李飞的母亲代为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李飞虽系累犯，但此前所犯盗窃罪的情节较轻。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可以对李飞酌情从宽处罚，对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2010年2月8日，法发〔2010〕9号）：“3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报》2010年4月14日第6版）：“共同犯罪中，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原则上只判处一人死刑。处理时，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当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和较为严重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死刑。”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23年昆明会议纪要）：“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根据现有证据能够区分主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不能因为涉案毒品数量巨大，就不加区分一律将在案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涉案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但未达到数量巨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要进一步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

英美法系有“一级杀人”“二级杀人”的划分。简而言之，“一级”就是预谋蓄谋，“二级”就是临时起意；“一级”通常顶格处罚（很多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二级”的量刑大幅度低于前者。多年来，美西方国家一直批评我国死刑较多，这当然是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同时，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也在不断改进，确立了“少杀慎杀”“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367号：朱晓东故意杀人案

裁判要旨：预谋杀人虽不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但因其直接体现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故属于对适用死刑有较大影响的情节。预谋杀人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明显大于临时起意杀人特别是激情杀人，对预谋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根据也更加充分。

2015年12月31日，被告人朱晓东与杨某某（被害人，女，殁年28岁）登记结婚。案发前，二人因故产生矛盾。朱晓东先后购买了《死亡解剖台》等书籍和冰柜，并从工作单位离职。其间，杨某某亦以陪同朱晓东赴香港培训为由提出辞职，并于2016年10月14日正式离职。同月17日上午，朱晓东在家与杨某某发生争执，用手扼掐杨某某的颈部，致杨机械性窒息死亡。后朱晓东将杨某某的尸体用被套包裹，藏于家中阳台冰柜内。当日上午，朱晓东将杨某某支付宝账户中的4.5万元转至自己账户，并在之后数月内大肆挥霍其与杨某某的钱财用于旅游、消费。2017年2月1日，朱晓东将其杀害杨某某一事告知父母，并在父母陪同下投案。

本案一审判决未认定朱晓东系预谋杀人，二审裁定用相当篇幅论证了朱晓东系预谋杀人的理由，并在裁判理由部分明确表述朱晓东属预谋作案，但未将预谋情节写入认定的事实，而是沿用了一审认定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审查中，考虑预谋作案是本案事实认定方面的重要问题，故在裁定书中将朱晓东案发前与妻子产生矛盾、购买《死亡解剖台》等书籍及冰柜、与被害人先后辞职、作案后挥霍钱财等证明其系预谋作案的情节，在事实部分予以明确表述，丰富了犯罪事实中具体情节的认定，正面回应了辩护意见和社会关切。

罪犯朱晓东已于2020年6月4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最高院刑三庭《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报》2010年4月14日第6版）：“如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激情犯罪，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杀人或伤人后有抢救被害人行为的，在量刑时应该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2号：张杰故意杀人案

1993年，被告人张杰与邻居的妻子方某通奸。后来方某先离婚，再与张杰结婚。1997年8月29日18时许，因方某的前夫来家中拿小孩的衣服，与张杰发生争吵、推搡。张杰用菜刀猛砍方某的前夫左颈部一刀。被害人因流血过多摔倒。张杰见状即从家中拿出毛巾捂住被害人颈部，并请人叫救护车。被害人因左颈总动脉破裂大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决张杰死缓，检察院以张杰罪行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由进行抗诉，二审改判死刑。最高院符合改判死缓。

最高院认为：1、本案并非预谋杀人，但从被告人砍杀被害人的部位、力度以及被告人的言语表示来看，被告人张杰有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和行为。2、被告人在现场等待警察，可视为投案，但是其供述说“是被害人到其厨房拿菜刀砍我时，我才夺刀防卫将被害人杀死。”与事实不符，不构成自首。3、被告人杀人后抢救被害人，并请人叫救护车，说明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属酌定从轻情节。4、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杀人案件不同于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