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害者家属在法庭外痛哭失声，“杀人凶手们”却在法庭上得以免予死刑立即执行，法律的天平似乎倾向了加害者一方。四川成都梁某滢杀人案，江西景德镇廖某宇危害公共安全案，这两起致人死亡甚至致多人死亡的案件背后，当舆论表现出对“免死”判决的愤怒质疑，司法判决面临的，是远比“杀人偿命”更为复杂的价值平衡。

2026年1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廖某宇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此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梁某滢故意杀人案，以其患有精神分裂症为由，同样判处的是死缓。

上述两个判决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被害者家属与公众对“致多人死亡却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强烈不解。法院认定廖某宇属“间接故意”，而非直接故意杀人；梁某滢逃过一死则是因为其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01 判决争议焦点

两起案件的判决公开后，掀起了关于司法公正的激烈辩论。三条人命与一个精神疾病鉴定，成为争议的中心点。

江西案件中，廖某宇的行为导致三人死亡，其犯罪后果严重性毋庸置疑。成都案件中，王某雅的生命终止于梁某滢手中，留给家属的是无尽的悲痛。

公众的愤怒直指判决结果：为何如此严重的罪行和后果，却未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司法实践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这一标准如何把握？

02 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边界

刑法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规定，基于一个基本认知：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

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成都案件中的梁某滢，经司法鉴定确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作案时处于“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状态。这一鉴定结论成为法院判决时必须考量的法定从轻情节。

法院面临的困境在于：既要惩罚犯罪，又要考虑行为人受疾病影响而减弱的责任程度。这种平衡往往难以让公众理解，尤其是当被害人家庭承受着永久伤痛时。

03 故意形态的刑罚区分

刑法理论将故意犯罪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二者在主观恶性和可谴责性上存在差异。

直接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间接故意则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在江西廖某宇案中，法院认定其行为属“间接故意”，这一认定直接影响量刑。间接故意反映的主观恶性通常小于直接故意，在量刑上可能成为从轻考虑的因素。

法律对生命的保护是否应因故意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一问题触及刑法基本原则与公众正义观念的冲突点。对被害人家属而言，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故意，失去亲人的结果并无区别。

04 司法的多重价值平衡

现代司法系统在量刑时需权衡多种价值：报应、威慑、改造和修复。每一判决都是多重价值平衡的结果。

死缓制度正是这种平衡的体现——既宣告死刑的严厉性，又给予改造可能性。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刑罚还需兼顾治疗与隔离功能，防止再次危害社会。

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需要评估被告人再犯可能性、改造前景以及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这些专业判断与公众直观的“罪刑相当”观念常存在差距。

两个案件中，被害人家属均对判决表示不服并提出抗诉申请，成都案件的抗诉已被检察院驳回。这表明在司法系统内部，对这些判决也存在审查与制衡机制。

司法审判不是简单的数学计算，无法用“一命抵一命”的公式衡量。法院判决时，必须综合考虑犯罪行为与被告人的全部情境，包括精神状况、犯罪故意形态以及改造可能性。

当公众对判决的公平性质疑时，司法系统面临的压力不仅是法律适用正确与否，更是如何在惩罚犯罪与人道考量之间找到社会可接受的平衡点。

【声明】

本文根据文中所涉案件一审判决撰写，后续是否有二审及二审是否会改变一审判决等，均以后续案件实际进展及结果为准。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本文无意为处理诉讼案件或解决非诉讼法律问题提供任何意见建议，具体案件和法律问题请另行咨询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云南安锦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