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过程中，这一科学论断正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人工智能、量子通信、AI技术，各种新质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让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和相关企业对科研经费的巨额投入，也呈现出井喷式、几何级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联合通报，十四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费用，2021年为27956.3亿元，2022年为30782.9亿元，2023年为33357.1亿元，2024年为36326.8亿元。四年平均增速10.5%，远高于规划增速7%的目标。①如此巨大的研发经费投入，使经费监管问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近些年，科研实践中，涉科研经费的相关违法犯罪问题屡屡出现，有的单位甚至形成了科研经费违法犯罪的黑洞。如何把握科研经费相关违法犯罪问题的特点，摸清其中的规律，抓住薄弱环节进行有效治理，让科研经费更好地发挥出应的经济社会效益，也日益成为法律人必须重视研究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对此做些肤浅思考。

一、科研经费来源渠道不同，但出现违法犯罪问题多与行为人职务行为密切相关

科研实践中，科研经费的来源和渠道多种多样。但从核心要点去判断，主要有以下四种渠道：

一是由各级政府立项、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部基金委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拨款等，其科研经费被称作纵向经费。其用途特点是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公益研究、重大专项，目标主要偏向于公共价值。二是由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合同约定的科研项目，包括国企、民企、外企，行业协会，地方园区的出资。主要用途是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定制化服务，其目标偏向于服务市场应用，创造科技价值。三是科研单位或科研团队自行筹集的经费，包括高校及其科研院所自有资金、企业利润再投入、科研人员自筹资金等。其主要用途是自主选题进行研究、新品相关配套项目、有关项目的前期预研等。其特点是管理灵活，可用于纵横项目的支出。四是国际合作资金，包括国际组织、境外科研机构、跨国企业的研发投资等，主要用途是尖端项目的国际联合研究或高级科研人才培养等。其特点可能涉及设备捐赠。具体操作中可能需要报备审批，并有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方面的合规审查。

科研经费的上述来源和用途属性，决定了其去向必须接受科研人员自身或其主管人员，或者相关单位的掌控。也就是说，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主管人员等，需要在其法定或单位授权的职责范围内，为完成科研项目任务，依法依规对科研经费进行预算编制、审批、支付、核算、监督等管理与使用，做到经费专款专用，接受单位及监管部门的监督，并对其相关的后果承担责任。这些行为的本质，就是履行依靠权力来主导科研经费使用的职务行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涉及科研经费的违法犯罪行为，本质上必然和上述权力运行过程有关。因为只要有科研工作存在，就必然产生科研经费的立项、预算、审批、使用、支出、核销，就涉及与科研工作相关的职务行为和权力运用。换句话说，涉及科研经费的违法犯罪，离不开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的职务行为和权力运用。无论国有科研单位或国有企业科研经费的公有属性，还是民营企业或相关科研合作中科研经费的非公有属性，其涉科研经费的违法犯罪，或者是利用职权进行的非法贪占，或者是科研经费的挪用，或者是与科研经费相关权钱交易，大都与其职务行为紧密相关。例如，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地球深部实验室主任段振豪。自2002年到2011年九年间，利用担任科研领导职务的便利，贪污科研经费130余万元，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②

二、在所有涉科研经费犯罪案件中，贪污、侵占、挪用等非法占有型犯罪比例较为突出

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2014-2016年裁判文书网样本中，公有属性科研人员涉科研经费犯罪以贪污、受贿等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为主，其中贪污罪占62%，受贿罪占18%，其主休多为项目负责人或行政人员。③而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相关阶段性数据，在非公科研领域涉科研经费犯罪中，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占比较高，相关的职务犯罪占88.7%。笔者查询了相关材料，表明涉及科研经费的犯罪，集中在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挪用资金、受贿（收取回扣）、私分国有资产、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方面。

这些情况充分表明，随着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加大，科研经费在激发创新活力、提高科技水平、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成为科研队伍中个别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其中，贪污、侵占、挪用类非法占有型犯罪的高发，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和民营科研经费的流失，更破坏科研生态与学术诚信。贪污、侵占、挪用三类非法占有型犯罪，是涉科研经费案件的核心类型，三者虽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在主体身份、行为方式、法律定性上存在明确边界。实践中，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犯罪，多发生于国有科研院校、事业单位，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往往利用项目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开发票、虚构外协合同、冒领劳务费等手段套取经费，或据为己有，或挪用他用。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孟江涛。作为一名八零后新秀，于2009年担任党政办公室主任一职。自2010年到2011年两年时间里，伪造领导签字报销、虚构会议和办公用品支出等方式，贪污科研经费27万元，挪用公款237万元，最后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④职务侵占罪则针对的是非国有科研人员违约占有经费的情形，表现为相关科研人员在完成课题过程中，采取虚假手段侵占科研经费，或者拒不退还剩余经费，完成对已合法管控经费的非法侵占。挪用类犯罪区别于前两者的关键，在于无永久占有意图，而是擅自将科研经费挪作个人消费、投资理财或转借他人，以待后续归还。典型的如科研人员将经费转入个人账户购买理财，从中受益。这种犯罪虽未直接完成占有却侵犯了经费的专项使用权。实践中，三类犯罪常相互交织，部分案件中行为人先挪用经费，后续因无力归还转化为贪污或侵占，也增加了案件查办的难度。

上述涉科研经费犯罪的蔓延，给科研事业和科研单位带来多重危害。一方面，大量科研经费被非法侵占，直接导致科研资源浪费，挤占真正用于实验、调研的资金，延缓科研项目推进；另一方面，扭曲科研人员价值导向，滋生“重立项、轻研究”的不良风气，部分科研人员将精力放在拉关系、套经费上，而非深耕学术与技术创新；更严重的是，破坏科研领域的公平正义与公信力，损害公众对科研事业的信任，危害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阻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

三、监管不到位，特别是外协经费管控不力，是造成违法犯罪问题的重要原因

涉科研经费违法犯罪问题的持续高发，根源在于制度漏洞、监管缺位与利益失衡的多重叠加。其一，经费管理制度存在短板，科研经费预算与实际需求脱节，人力成本核算不足，导致科研人员为弥补合理开支铤而走险；经费审批后多由项目组自主支配，财务部门仅做形式审核，对虚假发票、虚构劳务等行为难以识别。其二，监管机制流于形式，科研项目重申报、轻验收，中期检查多依赖内部自查，缺乏第三方独立审计；跨部门监管协同不足，财政、科技、审计等部门信息不互通，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其三，主体认知与惩戒力度不足，部分科研人员存在“经费到手即归己”的错误认知，将套取经费视为“行业潜规则”。

在众多形式的涉科研经费犯罪案件中，外协经费的相关犯罪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企内部的科研项目中，相关的犯罪问题更为突出，案件发案数和涉罪案值都呈增长态势。主要表现，一是虚构外协单位或外协合同，套取经费。包括但不限于设立空壳公司甚至境外离岸公司、关联企业，编造虚假技术服务或加工合同，但无具体协作内容，套取经费转入个人账户，实施非法占有。二是虚增合同金额，或拆分合同贪占经费。实际操作中，大多是与外协单位串通，将合同价格虚假标高，或者规避限额拆解合同进行审批。资金到账后由外协单位将经费差额转至指定账户，形成科研经费的“体外循环”，实现非法占有。三是伪造验收材料或票据。通过和外协单位的相互串通，伪造外协成果报告、测试数据、发票、物流凭证等，经过财务报销审核。四是违规转拨挪用。具体操作中，将外协经费转到无资质单位或个人账户，或长期滞留在外协账户，用于非科研用途。个别情节严重的，甚至通过跨境犯罪，利用虚拟货币、地下钱庄转移资金，规避资金管理。五是侵占协作成果或进行利益输送。

根据可查的宏观专项统计与审计数据，相关部门在开展2013-2014年的相关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审计工作中，查出多所高校7名教授通过外协转包，或关联公司套取科研经费，涉案金额达2000余万元。其中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虚构外协合同，通过控制的高博、波易公司套取水专项科研经费1022.66万元，判决有罪数额9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⑤再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原教授、中国工种院院士李宁，伙同该校实验室副研究员张磊，利用管理课题经费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开发票、虚列外协单位及劳务支出、侵吞结余款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3756万元，并将其中3410万元，李宁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300万元。⑥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利用外协单位监管失控这一重要盲点，套取和占有科研经费。

四、强化涉科研经费犯罪预防意识，要明确区分科研经费的使用边界和风险

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是一项探讨未来的工作，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这一特点，决定了科研经费投入的边界和风险。因为科研成果源于科学研究的成功，其价值在于该项成果能够具有转化效能。所以，处理相关涉科研经费相关的犯罪案件，一定要考虑科研经费投入中的边界和风险。这里所谓的边界，首先要考虑科研经费的合规问题，包括严守预算科目、拨款流程、列支范围，不得超额支出、不得套现挪用，遵循科研经费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其次要考虑聚焦科研核心目标，杜绝不必要的行政事务性开支，全力做到产出预期与研究周期相匹配。第三要为科研经费设立主体边界，即明确使用人、审批人、责任人的权责范围，做到不越权审批、越权划转、越权使用、越权核销。在此基础上，要切实强化科研经费使用中的风险意识，千方百计化解风险。一是要强化合规风险意识。坚决防止出现报销不合规、预算与实际执行过程脱节等现象发生，严防由此引发审计通报、责任追究，甚至暂停项目开展等情况发生。二是要牢固树立效率风险意识。切实防止出现经费闲置甚至浪费现象发生，全力做到科研投入与科研成果相匹配，杜绝“重立项、轻落地”等不注重抓好科研措施落实现象的发生。三是要有效降低廉政风险。绝不允许在履行科研职能过程中，采取开具虚假票据进行报销，或者实施利益输送，违规向外协单位划转经费，严防相关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四是努力提高科研成功率，有效化解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以及科研工作半途而废等现象发生。五是搞好科学预测，注重做好政策性前瞻。要切实加强科研工作相关政策法律的学习，特别是注重学习党和国家关于科研工作的大政方针，提高对政策调整、经费变动等事项的预判能力，提前做好科研变故预案，将某些政策变化对科研工作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五、加强监督管控，完善预防机制，努力提高预防涉科研经费违法犯罪问题的效力

科研经费是科技创新的“血液”，筑牢经费监督管控防线，是预防科研经费相关犯罪、守护财政资金安全、激发科研创新活力的关键举措。建立全程透明的监督管控体系，才能从根源上遏制套取、挪用、侵占科研经费等违法犯罪行为。

一要健全制度体系，从源头上搞好防控。一方面，要明确权责边界，压实项目主体责任和项目负责人直接责任，细化预算编制、经费拨付、报销审核、结余资金处置等全流程权责清单，杜绝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导致的监管漏洞。另一方面，要完善“正面规范+负面清单”双重管理模式，在落实科研经费改革、赋予科研人员合理自主权的同时，明确划定虚开发票、虚假劳务列支、违规转拨经费等禁止性条款，让经费使用有章可循、有界可守。同时，要将横向课题全面纳入监管范围，与纵向经费同标准、同要求，杜绝违规操作，对涉嫌职务侵占、贪污的行为，严格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二要以数智化赋能闭环监督，破解传统监管短板。传统人工审核易出现效率低、漏洞多的问题。为此，必须推进科研、财务、税务、审计多系统数据联网，搭建智慧监督平台。通过AI算法构建风险识别模型，对经费预算执行进度、发票真伪、支出与课题关联性、劳务费发放标准等进行实时预警，精准捕捉超标准列支、类目不符、预算滞后等显性违规和隐性风险，实现从“事后审计”向“事前防控、事中干预”转变。同时，打通经费从立项、拨付到结题核销的全链路数据，实现支出凭证、合同、成果节点“三对应”，所有操作留痕可追溯，提升监督精准度和效率，让违规行为无处遁形。

三要强化多元监督协同，消除监督盲区。切实构建“内部自查+外部督查”联动机制，单位内部需落实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公开项目预算、调剂、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接受全员监督；同时配备专职科研财务助理，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从源头减少报销不合规问题。外部要推动纪检监察、财政、审计、主管部门协同发力，统筹监督计划，共享检查结果，避免重复检查，形成监管合力。尤其要紧盯“关键少数”和高风险环节，对大额资金使用、外协合作、设备和耗材采购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督查，对发现的问题从严查处，做到查纠并举、标本兼治。

四要深化思想教育与成果运用，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要常态化开展科研诚信与廉政教育，结合典型案例剖析，让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认清套取、挪用经费的法律后果，强化纪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同时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对查处的案件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此外，将监督结果与科研项目立项、经费分配、职称评审等挂钩，健全科研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失信主体实施限批项目、停拨经费等处罚，引导科研人员坚守底线、潜心研究。

注释：

①摘自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年度《全国科研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②南开大学新闻网，2013年12月30日。

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2014-2016样本统计。

④北京《新京报》2013年7月1日。

⑤《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29日。

⑥《南方周末》2014年8月28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刑辩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