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司法诉讼是人类的认识活动，认识中的事实不宜用“客观事实”表述

司法诉讼活动，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根据证据对既往事实的判断，整个活动都属于人的认识领域。从认识的视角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无论确信度高低，都不宜称之为“客观事实”。通常，会采用盖然率、确信度来描述，比如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等。因而，诉讼事实是人的认识中的事实，不能等同于“客观事实”。正如有学者反对“主观认识”之说时提出：你若能找出“客观认识”，才有所谓的主观认识。认识，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不存在主观与客观之分。案件中的事实，也不宜用“客观事实”来描述。

其次，客观事实即使可以被发现，也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一般标准

个别案件的事实，可以是完全确信无疑的，比如在公众场所众目睽睽之下、且有多个摄像头全程拍摄的犯罪过程，基本能够确定为客观事实。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一般标准。否则，大量案件无法破获、多数案件无法证明，会导致诉讼的功能丧失。

在诉讼案件中，基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时间的不可逆性、证据的灭失等因素，如果要求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都达到“客观事实”的程度，就会导致绝大多数刑事案件无法破获，而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一方的当事人几乎都要败诉。这反而使刑事司法丧失打击犯罪的功能，民事司法丧失维护正当权益的职能。

再次，证明标准过高，未必有利于查明事实

这一点是反直觉的，但并不难理解。因为一方的标准被抬高，另一方的标准就被压低。

如果在民事诉讼中，要求普通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均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多数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告几乎都会败诉；但与之相对应，对方当事人的证明标准则极低，只要形成合理怀疑就可以胜诉，几乎是“躺赢”。这样不仅偏离了公平正义，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诉讼本身是一种通过对抗查明事实的方式，标准需要合理设定，才能有利于公平正义。

其四，标准过高，反而更容易出现司法任性与不公

如果以客观事实作为证明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会被无限放大。如果想支持某一方的观点，就强调其能够证明的部分；对于对方无法证明的问题，则提出质疑——即使你的主张只具有合理怀疑，也可以不采纳，因为你的主张“不是事实”，达不到毫无怀疑的程度。相反，如果想要得出有利于另一方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用同样的理由。只有合理界定证明标准，才能减少错案的发生。

其五，法律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均是经过认真考量的

立法者的智慧，不必置疑；即便立法确有错误，在司法活动中也应朝着正确方向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设定为“明显优势”，这种标准高于“优势证明”，但低于“排除合理怀疑”。总体来说有一定的证明难度，通常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告在启动诉讼前会适当斟酌，这样可以适当限制诉讼，又不扼制诉讼功能的发挥。如果以“优势证明”作为证明标准，加上当事人心理上容易放大己方有利面的“禀赋效应”，诉讼数量可能还会明显增加，导致司法机关不堪重负。

刑事诉讼的定罪标准，国际通行的标准基本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仅从立法的文字表述上看，我国的刑事诉讼的定罪证明标准可能还高于其他国家，要求的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对前述证明标准的解读，基本上是恰当的。刑事诉讼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且证明责任最高，是因为控方和审判机关垄断了强制调查权，而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提高控方的证据标准，有利于实现实质公平；同时，刑事法律政策承认错误追诉的危害大于错误放纵，因而秉持无罪推定理念，也与控方承担较重的证明负担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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